性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预防机制研究 ——基于“一号检察建议”的贯彻和落实

2021-02-03 10:48:35 来源: 浏览:
性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预防机制研究
——基于“一号检察建议”的贯彻和落实
 
□聂旭光,男,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四级高级检察官
□陈岩,女,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二级检察官
 
摘 要:2016年齐某利用教师职务之便,对班级里十余名女学生进行猥亵和强奸,时间长达一年之久,案发后被河北省高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半,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抗诉,最终改判无期徒刑。这一案件令人后怕,学校老师对学生进行性侵的案件不在少数,本该是学生们学习知识的地方,却变成了不法分子犯罪的场所,的确令人不安。“一号检察建议”是高检院首次发出的关于社会治理的检察建议,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本文依据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检察院实际办理的案件和贯彻落实“一号检察建议”为依据,对检察机关办理案件和落实“一号检察建议”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并对现行的预防机制和落实“一号检察建议”提出修改意见,以便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性侵犯罪 未成年人 预防机制 强奸 猥亵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和问题
  根据真实案例改变的电影《素媛》上映后引发了大众的热烈讨论,也让社会各界意识到性侵犯罪对被害人尤其是未成年被害人造成的影响是多么恶劣。近日来,一则题为“素媛案罪犯将刑满释放”的新闻再次引发人们的讨论热潮,性侵这种性质极为恶劣的犯罪行为到底应该如何惩罚和预防,一直以来都是公检法三机关共同烦恼的事情。

  2018年10月份,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一份有关加强整顿教职工队伍的检察建议向社会各界展示出高检院对性侵犯罪的重视程度,也让我们意识到性侵犯罪依然大量存在,犯罪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为了贯彻最高检察院的一号检察建议的精神,笔者以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检察院2016年1月至2019年6月年办理的性侵未成年案件和现有的预防措施为基础,立足贯彻落实“一号检察建议”,对性侵未成年犯罪案件办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相关预防措施进行相关研究和论述。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对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永远比惩罚更重要,即便是对罪犯处以极刑,也无法弥补其对未成年人的伤害,被性侵的未成年人往往会变得性格孤僻,自卑,不仅耽误学业还会丧失对社会的信任感,未成年人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保护。因此,本文力图通过现有的办案经验结合现行措施,为制定更完善的预防保护措施和贯彻落实“一号检察建议”提出一些建议,以更好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营造更加安全的未成年人成长环境。

  (三)文献综述
  因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不易发现,报案率低,但造成的社会影响十分恶劣而一直被学术界和实务领域着重研究和讨论,中国人向来对“性”这个话题敬而远之,家长也总是对孩子闭口不提,这就导致大部分幼童被侵害而不自知,家长也无法及时报案,致使不少犯罪分子得以逃脱法律的制裁。以下对已有的研究做一个大概的总结,并提出本文可能的创新点。

  1、研究性侵犯罪者本身
  这类研究通常从犯罪者出发,通过案例对罪犯的年龄、文化程度、心理进行分析,从防范角度对性侵犯罪进行论述,如在罗大华,何为民主编的《犯罪心理学》(第二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 年)中有专门的性犯罪心理研究。在一系列论文中也有对性侵罪犯的论述,该类研究对犯罪主体本身进行深入的剖析,掌握了犯罪人的心理以便及时侦破案件。

  2、从被害人角度出发
  性侵犯罪的特殊性在于该类型犯罪侵害的不仅是被害人的身体健康和人生安全,同时侵害了被害人的性自主权利和性羞耻心[刘洋.性侵幼女犯罪研究[D].湘潭大学,2016],这也是被害人不愿报案羞于报案的原因。该类研究通过中国的性教育的缺位引申至性侵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原因,提出降低性侵犯罪率的方法应加强性教育,鼓励被害人报案,帮助公安机关及时立案侦查,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3、从防止再犯的角度出发
  性侵犯罪是全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各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本国的性侵罪犯有不同的规范措施,性侵犯罪是再犯率较高的犯罪之一,刑满释放之后的监督是防范再犯的重要措施,这是从事后角度对性侵案件进行规制和防范。

  从上述三个角度可以看出各界对性侵犯罪的重视程度,但目前来看主要是从案件本身和教育方面进行讨论,涉及预防机制的研究很少,不管如何处罚犯罪人,都无法消除对被害人的伤害,肉体上的伤害可以痊愈,可是心灵上的创伤却会伴随被害人一生,尤其中国的传统观念又使女孩极为重视自己的“清白之身”,这对被害人以后的生活影响极大,因此对于性侵犯罪来说,最重要的其实是预防,要考虑的是如何预防此类案件的发生。

  本文参考的文献均为中文期刊和学术论文,主要以实际办案过程中的案例为基础,参考数据为实际办案数量。研究角度选择从检察院办案的实践经验出发,以典型案例为依据,对有关性侵犯罪的案件办理过程、预防机制和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进行论述,找出现有措施的漏洞,并提出相对应的建议。

  二、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办理和贯彻落实“一号检察建议”现状

  (一)性侵未成年案件办理现状
  性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包括猥亵儿童罪、强制猥亵、侮辱罪和强奸罪,出于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目的,实务中采“接触说”,即不要求插入[周贝.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探究[D].广西民族大学,2018],下体接触儿童身体或触摸儿童胸部等较为隐私部位的行为就满足构成强奸罪和猥亵儿童罪、强制猥亵、侮辱罪的要件。2016年1月到2019年6月期间,驿城区检察院共办理性侵未成年案件(包括强奸、猥亵和卖淫)76起,其中猥亵儿童罪以及强制猥亵、侮辱罪有22起、强奸罪有23起、强迫幼女卖淫31起。甚至发生亲生父亲强奸女儿、叔叔猥亵亲侄女的案件,令人震惊之余,也反映出性侵类犯罪虽然占比不多,但造成的不良影响极大,应更加重视此类案件。通过分析目前办理过的案件,总结出几个特点,以有利于制定相对应的预防措施,也为以后办案积累经验。

  1、性侵未成年犯罪中熟人作案比重上升,尤其在猥亵行为中尤为明显。在2016年-2019年6月期间受理的76起性侵案件中,熟人作案数量高达25起,占比达到33%,如在2018年受理的一起强奸案中,犯罪人胡某对自己的亲生女儿进行了长达3年的性侵,给被害人的身心造成极大的创伤,期间被害人甚至出现服毒自杀的情况,后因实在不能忍受才告诉了长年在外打工的母亲,在母亲的帮助下取证并报警,最终将胡某绳之以法。本案中胡某的行为让人震惊且不耻,可令人痛心的是这并不是个案,经统计发现,2016年至今,发生过三起父亲强奸亲生女儿的案件,除了这种极端案例,更多的性侵犯罪发生在师生之间,邻居之间甚至亲戚之间,这些本该让孩子们安心的人却成为犯罪者,让人感到寒心的同时也不禁要问,我们的孩子到底还能相信谁?

  2、性侵犯罪的侵犯对象大多为农村留守儿童,这类被害人因缺乏有效的监护和相应的自我保护知识,经常成为犯罪分子的目标,有些孩子被侵犯而不自知,不仅可能会对自己造成二次甚至多次伤害,而且会导致证据灭失而加大侦破难度。

  3、男童被性侵的案件数量有所上升,有些犯罪分子根据对法律知识的了解,为规避强奸罪的重刑选择和男童发生性关系,如在魏某利用网络诱骗男孩与其发生性关系一案中,犯罪分子选择侵犯男性,规避了强奸罪的重罚,而强制猥亵侮辱罪在《刑法修正案九》中才将男性纳入保护范围,可见我国对男童的保护并不完善,让犯罪分子有可趁之机。而有些犯罪分子加入网络上一些“恋童癖”和“同性恋”的讨论组后,出于好奇心等原因而对男童实施性侵,如驿城区某中学教师魏某是学校的骨干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认真负责,在QQ中接触到一些打着同性恋旗号去猥亵男童的网友后,对任职的辅导班中的男童进行触摸下体,强制口交等猥亵行为,并嘱咐被害人不要告诉家人,后被害人不愿去辅导班才被家长发现。虽然目前案件中大部分子性侵案件的被害人还是女性,但男性被性侵的情况也不容小视,这些案件再一次提醒立法者应将注意力放在保护男性身上。

  4、性侵案件的被害人报案不及时。中国传统观念中,“性”是一个不宜被谈论的话题,被侵害的人往往会被冠上“不检点”的标签,被害人自己也认为这是一件丢人的事而不愿声张,甚至为了顾全所谓“亲情”而选择隐忍[郭紫棋,林颖慧.被性侵未成年被害人司法保护体系的完善——基于台湾地区台北市“性侵害案件一站式服务”之启示[J].人民检察,2018(14):37-40]。站出来报警的被害人会被各种恶意的玩笑中伤,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而最终选择离开甚至死亡。由此可见,性侵类案件的被害人不仅要承受来自犯罪人的侵害,还要遭受舆论的指责,这就令大多数被害人选择忍耐。在雷某猥亵儿童一案中,犯罪人雷某在一次家庭旅行中,在车上对熟睡的侄女进行了猥亵,事情实际发生在2017年,而被害人的父亲为了维护自己的哥哥,以向女儿保证不再和雷某来往的方式阻止女儿报案,但这件事远比父亲想的严重,因为受到侵害,被害人无心学业,经常逃学逃课,不愿意跟人交流。2018年因再一次见到雷某,被害人精神濒临崩溃而离家出走,父亲才意识到这件事给女儿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才选择报案。当时距离案发已经经过一年之久,这也给案件的侦破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警方调取的证据中有一篇被害人的日记,日记中记述了犯罪人雷某如何对被害人实施了猥亵行为,也记述了被害人当时恐惧愤恨,以及被父亲阻止报警后的绝望,日记不长,仅有几百字,但其中透露出的被害人的恨和怨让笔者深深地感觉到性侵犯罪带给被害人的伤害不仅仅来自犯罪人本身,更多的是家人的不重视。也让笔者意识到,预防性侵犯罪工作的重要性。

  (二)驿城区检察院贯彻落实“一号检察建议”的做法

  为贯彻落实“一号检察建议”的精神,该院在办理案件的基础上进行经验总结,成立推进“一号检察建议”贯彻落实工作领导小组,普法宣传、同区教育局进行交流等措施,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1、工作理念方面。一是树立“少捕慎诉少监禁”的理念。坚持“可捕可不捕的一律不捕”和“可诉可不诉的坚决不诉”的原则,为涉案未成年人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二是树立“双向保护”理念。对于未成年嫌疑人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严格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犯罪区分开来,慎重采取逮捕等强制措施;同时注重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在办案过程听取被害人意见,维护其诉讼权益,并将法律援助对象扩大至未成年被害人。三是积极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落实工作,在办理案件中,只要犯罪嫌疑人认罪并且同意适用的就使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2、一号检察建议落实方面。该院制定并实施《驿城区人民检察院“携手关爱、共护明天”专项活动实施方案》,同时联合区教育局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具体措施如下:对于有学生宿舍的学校,要求严格执行男女生分开,宿舍之间有一定距离,禁止男学生和男性学校工作人员进入女生宿舍区;对于有强奸或猥亵行为的教师予以开除并禁止其从业的严肃处罚;加强中小学教师师德师风教育和培训,重视教学业务的同时重视道德修养;对私立和公立幼儿园教师也加强资格审查和岗前培训,实行严格的准入制度;禁止课后单独辅导;实行校长直接责任制,要求每个学校均设置专门负责校园安全的副校长和法治副校长;做好内部监督;在学校设置法治课堂,重视法制宣传,加强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定期组织教师进行法制学习,有条件的学校组织对外学习并交流经验。

  3、普法宣传方面。在“一号检察建议”落实工作中,注意把对师生家长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有效履行法治副校长职责等相融合,推动校园安全建设。与区教育局、部分学校代表等先后3次召开座谈会,共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今年以来共开展6次送法进校园活动,发放宣传材料2000余份,受教育学生4000余人,受教育学生家长300余人;另外依托区教育局向辖区各学校发放法治宣传材料10万余份。7月份,我们主动参与了驿城区政府开展的“无证幼儿园和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专项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效。

  三、落实“一号检察建议”和完善未成人犯罪预防机制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一)“谁执法,谁普法”存在一定困难,对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有待加强和完善
  
检察机关相比公安机关和法院,教育责任更重,但是实践中往往只注重办案,注重程序,而使教育环节流于形式,这对降低再犯率和被害人精神重建十分不利。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很多,主要原因大致包括以下几条:
  1、领导重视程度不够,普法力度小。负责未成年案件的检察官除了办案工作,还要进行教育和回访工作,这就要求检察机关需要配置足够的专业人员和设备,定期组织开展教育活动和学习活动,但实践中,大部分未检活动的开展仅是在“检察开放日”、“六一”儿童节等重大节日,或者充当部分领导的政治任务,这非常不利于未检开展工作。

  2、家长不重视、不配合,普法教育事倍功半。家长无论在未成年人普法教育方面或是未成人犯罪案件办理过程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家长不能意识到法治教育和孩子行为的严重性,而只是一味地为孩子开脱,争取从宽处罚,案件也很难顺利开展。同时在普法宣传及未成人自我保护方面家长重要性同样存在。

  3、普法宣传人员不足,宣传覆盖面窄。驿城区中小学、幼儿园有348所,但该院只有28名员额检察官,其中负责未检案件的仅有2名员额检察官。该院虽在送法进校园“百千万工程”工作方面进行有益探索,但以往开展送法进校园“百千万工程”工作,基本上是派人到学校上法制课、放宣传展板的方式开展。由于我区学校数量大,该院人少案件多的实际情况,每年也安排不出多少次上法制课的时间,且上法制课只能局限于个别学校、部分班级,受教育学生覆盖面小,宣讲活动一般在市区内学校进行,很少在县城或者农村的学校进行此类活动,实际上与送法进校园“百千万工程”工作的目标相差甚远。这就造成这部分未成年人很难获取到足够的法律知识和自我保护知识,而缺乏这类知识就使他们成为被害人的几率上升。

  4、宣讲内容略显单一,尤其是性教育缺失。检察机关的宣讲内容大部分是法律常识和触犯法律的后果,很少涉及必要的性教育,这也一直是中国教育缺失的重要内容。“性”这个话题即使对于现在的孩子依然是个敏感的话题,很多老师不愿意在公开场合进行细致的讲解,网络发达必然导致孩子们可以很轻易地接触到这些信息,而网上信息良莠不齐,很容易误导未成年人,最终使其成为性侵的犯罪主体。

  5、对未成年人犯罪教育少,未成年人重复犯罪现象严重。实践中也存在着未成年人性侵未成年的案件,如在李某等人强奸一案中,三名犯罪人最小的仅有15岁,而最大的也不过16岁,三人将被害人灌醉,将其轮奸,抓捕归案后,其父母还在为其开脱,称是被害人勾引自己的孩子,因此不能认定为强奸,犯罪人本身也不觉得这是一种犯罪行为,称对方本身就是卖淫女,自己的行为不能构成强奸罪。这些荒唐的言论反映了犯罪人法律意识及其淡薄,不尊重女性。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要遵循的重要原则即“教育为主,惩罚为辅”,这也是为了降低再犯率。但实践过程中,对犯罪人的教育偏重形式,除了口头教育很少有其他形式的教育方式,教育效果较差,再犯率也比较高。

  (二)现行预防机制的存在不足
  多为熟人作案不利于及时惩治犯罪。根据统计结果和对案件的分析发现2018年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数量从2017年的12起上升至16起,熟人作案从3起上升至5起,熟人作案比率上升,现行预防机制做了很多针对陌生人的防范工作,未成年人对陌生人的防范意识明显增强。但是,对于熟人,尤其是对自己的亲戚缺少防范意识。在实务中我们注意到,不仅未成年人本身缺乏这种意识,家长也明显疏于防范[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课题组,孙静.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惩治、预防、救助机制研究——以S市D区人民检察院实践为例[J].犯罪研究,2016(04):107-112]。不少案件中都存在家长临时将孩子托管给门卫、老师和自己的亲属,孩子在托管期间受到侵害的情况。因此,现行预防机制中存在的最大的漏洞即无法很好地去预防熟人作案,尤其是亲人作案,我们不能要求未成年人对生活中所有的人都保持警惕,这是目前实务中最难解决的一个漏洞。

  (三)关联方落实“一号检察建议”缺乏有效评价机制。最高检发布“一号检察建议”以来,地方检察机关虽然做到了积极落实,但是对于落实的成效没有有效的检验标准,对于关联方如妇联、教育局、居委会等单位对“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亦无有效的跟踪措施,检察机关对关联方落实检察建议是否存在文件和会议形式没有有效的解决措施。

  (四)现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缺陷
  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是1991年制定,经历了两次修改,现行《未成年人保护法》是2012年修订后的版本,现行《未成年人保护法》共有七章,由总则、家庭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法律责任和附录组成,全篇有72条规定,大部分为原则性规定,具体保护措施较少。其中涉及法律保护方面的法条有22条,占比不高。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因其自我保护能力较弱,辨别是非能力较差,这就要求国家必须出台专门的法律来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刑法和民法中有针对未成年人权利的保护,但篇幅较小,需要《未成年人法》进行补充。现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缺少的部分具体总结如下:
  1、原则性法条太多,缺少具体细则,很难在实务中进行引用。
  2、对于不满刑事责任年龄而触犯刑法的未成年人缺少相应的矫正机制。
  3、对于未成年被害人缺少相应的救助机制。
  4、对性侵儿童犯罪的预防措施规定较少。
  四、完善性侵未成年预防机制和落实“一号检察建议”的意见和建议

  作为检察机关不仅要办理好案件,还应该落实好“一号检察建议”。在办理案件中不仅要仔细审查,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更要建立完善的预防机制,将性侵犯罪扼杀在摇篮中。同时还应把法治宣传做精、做细,使未成年人知法懂法,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一)丰富宣传形式和宣传载体。一方面,不能局限于宣讲,应充分利用网络,建立公众号,开设微博,经常将对典型案例的分析和防范常识放在网络平台上进行宣传,这样可以扩大受众范围,也可以让孩子和家长同时接受教育,这也有助于提醒家长和未成年人注意熟人作案,给有犯罪想法的熟人也能起到提醒作用。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另一方面建立宣传基地。针对该地区员额检察官少、学校多的矛盾建立多方参与、功能完备、效果突出、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法治宣教基地,努力探索打造有影响、有成效的未检法治产品。

  (二)建立高效的联动机制。积极与妇联、社区居委会和教育局等单位,将法律宣传常态化,不拘泥于特定的节日或时间,让“性教育”走出课堂,潜移默化地影响居民[祁建建.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正的原则与思路[N]. 中国妇女报,2019-03-05(005)],永远不要觉得你的孩子还小不适合接受这些知识,因为犯罪分子永远不会因为你的孩子还小就放过你的孩子。实务中发生过最极端的案例是六个月大的女童受到侵害,与其等到伤害发生而痛苦,不如及早防范,让孩子远离犯罪。同时加强对教师的法治宣传。虽然1530模式在大部分学校得到推广,但是丰富法治教学内容和改善教师法治思维模式也是落实“一号检察建议”的重中之重。

  (三)加强对男童的保护。中国传统观念中,通常男性是性侵案件的侵害者,而女性是被害人,但是实务中出现女性强行与男童发生性关系,对男童实施猥亵的情况也并不罕见,男性为了规避强奸罪或寻求刺激和男童发生性关系的案例也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在办案和宣传过程中提高对男童保护问题的重视程度。

  (四)建议教育局重视农村学校的法制宣传工作。生活在城市里的未成年人教育条件良好,防范意识比较强,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严重,犯罪人就将目标对准防范意识不太强的生活在农村的未成年人,有些年龄尚小的未成年人被侵害而不自知,这同时就助长了犯罪嫌疑人的嚣张气焰。因此,全面的教育工作是整个预防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对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建议

  首先要强调性别平等,重男轻女的现象依然存在,情况不容乐观,《未成年人保护法》应充分考虑现实情况,对于虐待女童但尚未触犯刑法的行为进行干预和规制,保护女童的合法权益。

  其次,要重视细节性法条的订立,以便有关部门可以很好的援用相适应的法条保护未成年人。实务中很多案件并不构成犯罪,无法用刑法进行规制,民法保护力度不够强,无法充分保护未成年人,因此《未成年人保护法》就需要扛起这个责任,对这一薄弱环节进行补充[王嘉懿.浅析性侵案件中对未成年被害人询问工作的功能定位与发展问题[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8(04):74-80+88]。再次,将救助机制以法律的高度确立下来,赋予其法律效力,以便相关部门和被害人在行使职权和权利时能够有法可依,及时进行救济和自我救助,对于不满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构成犯罪的,应该确立一套完善的矫正机制,实务中很多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知道刑法无法制裁自己的犯罪行为,因此肆无忌惮的实行违法行为,往往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未成年人保护法》应该是为了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而制定的,不应成为犯罪人的大宪章,甚至成为其规避法律制裁的依据。

  最后,要对性侵犯罪进行细化地规定,结合刑法对性侵儿童的犯罪实行“零容忍”。《未成年人保护法》不仅仅要从社会社会生活方面保护未成年人,也应对刑法和民法的不足之处进行补充,用法律的力量为未成年人的成长保驾护航。

  五、结语
  本文依据的案例仅限于驿城区检察院实务中办理的案件,会存在一些疏漏和不全面之处,将在以后的工作中继续收集典型案例,完善工作机制,贯彻落实“一号检察建议”,切实履行检察机关的工作职责,争取帮助每一位误入歧途的犯罪人回归社会,帮助被害人重建生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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