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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诉】吴某涉嫌非法采矿一案
文章来源:华南虎刑事辩护网      发布者:广州盈科刑事部
吴某涉嫌非法采矿一案
(标题:跨越“三座大山”,终得重见曙光)
 
关键词:非法采矿罪 不起诉
被不起诉人:吴某
辩护律师王水明【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刑事部副主任,盈科全国职务犯罪预防与刑事辩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一、导读:
广东籍商人吴某,在经营电白县一个宝田石场期间,涉嫌超量采矿和无证采矿,非法采矿量达150.42万立方米,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人民币5264.72万元,被茂名市电白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王水明律师自承办该案件后,与茂名市电白区公安局和检察院等机关斗智斗勇,据理力争,对该案件作出理性分析,提出有效的法律意见,最后茂名市电白区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书【茂电检诉刑不诉(2016)14号】,对吴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二、案情回顾:
2003年,吴某通过法院拍卖取得电白县一个宝田石场的开采经营权,采矿许可证期限为2003年12月至2009年12月。吴某得到该宝田石场后一直为其法定代表和实际控制人。从2003年12月至2009年12月,宝田石场一直生产开采石料并用于销售;从2010年1月起至2014年4月,宝田石场一直生产加工销售石料。经调查,吴某涉嫌在2006年12月31日至2009年12月在采矿许可证期限内超量采矿,在2010年1月1日至案发之日期间涉嫌无证采矿,对国家矿产资源和经济造成特别巨大的损失。
 
三、焦点问题:
1、吴某行为是否符合非法采矿罪的构成要件?即在采矿许可证期限届满后对在采矿许可期间所采的矿进行基本加工、销售、处理库存、排除危险的行为是否符合非法采矿罪的客观方面?
2、补充侦查中茂名市国土局(茂国土资函【2014】378号)就非法采矿案件对特定行为如何定性作出的一份复函是否能作为吴某构成非法采矿罪的使用依据?
3、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出具的鉴定结论计算方式是否有失公允?
 
四、控辩博弈:
检控方:
1、检察院认定吴某在2006年12月31日至2009年12月在采矿许可证期限内超量采矿,在2010年1月1日至案发之日期间无证采矿。
2、茂名市国土局就非法采矿的特定行为如何定性作出的一份复函作为补充侦查意见中的重要依据。
3、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出具的鉴定结论,鉴定出涉嫌超量采矿和无证采矿,非法采矿量达150.42万立方米,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人民币5264.72万元作为关键的起诉意见。
辩护方:
1、2009年10月份许可证到期之后,宝田石场已不再开采,不再购置炸药,没有开炮采矿,主要是对其中已经开采完毕的库存进行基本的加工、销售,对一些危险的矿石进行清理、排除危险。另外,加工、销售行为不是非法采矿罪的构成要件,也没有进一步影响原有矿石的蕴含量。
2、茂名市国土资源厅的复函中对矿场中的钩机作业、矿石堆放区域等特定行为和特定问题的认定缺乏法律依据,有损罪刑法定原则和有悖于常理,不宜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而且,宪法和法律无授予茂名市国土局的法定解释权,茂名市国土资源厅所出复函对非法采矿的定性属于无权解释和非法解释,不应予作为重要依据。
3、广东省国土资源局出具的鉴定结论鉴定出的非法采矿量和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在开采量、测量方法、计价方式等方面过于随意轻率、有失公允。另外,广东省国土厅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出具这份鉴定结论有违鉴定结论的公平性,省国土厅同时兼任执法者和裁判者双重身份,其鉴定结论肯定会对鉴定相对人一方不公平。
 
五、本案取胜的关键:
1、辩护人作为法学博士,拥有深厚的法学功底和办案经验,对问题看法独到,能迅速切中要点,寻找突破口。在本案中,对吴某在采矿许可证期限届满后处理已开采库存矿石的行为,辩护人通过对非法采矿罪构成要件的分析,证明了该系列行为不符合非法采矿罪的客观方面,为本案的最终胜利打响了头炮。每一个案件都有它特殊的突破口,作为一名专业的刑辩律师只要有“不抛弃、不放弃”的坚定信念,是一定能够发现并加以运用,从而争取到理想的结果。
2、作为一名法律人和专业的刑辩律师,对问题应时刻抱有怀疑的精神。本案中,无论是茂名市国土资源厅出具的复函,还是广东省国土资源局出具的鉴定结论,辩护人都一直质疑这其中的有效性和公允性,且通过情理和法理的分析,洞悉了其中的“猫腻”,对茂名市国土资源厅的鉴定结论申请了重新鉴定,对国土资源局的复函作出的驳斥。正是这种强烈的怀疑精神和不懈地努力,使本案关键的两份证据无法排除合理的怀疑,为胜利打下了一支强心剂。
3、辩护人师从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著名法学家赵秉志教授,在本案中,辩护人本人与导师赵老师深厚的师生情谊,专门飞往北京邀请赵秉志教授在内的高铭暄教授、樊崇义教授、张泗汉、张智辉教授一共五位司法界专家作出了一份专家论证,对本案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4、本案为省纪委督办,公安厅和茂名市公安局承办的案件,辩护人不畏艰难,跨越“三座大山”,通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发现了背后巨大的法律漏洞,吴某最终得以被不起诉,无罪释放。
 
六、本案办案心得与体会:
1、何为证据确实、充分?
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要进行认真、全面的审查,必须查明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犯罪性质和罪名的认定是否正确。只有在人民检察院确信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时,方可作出起诉决定,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也就是说,公诉机关意欲起诉吴建壮,其提供的证据必须能证明吴建壮的行为构成非法采矿罪,所有的犯罪事实均已查清,提交的所有证据必要确实,充分,没有矛盾和异议,证据与证据的矛盾能得到合理排除。但通观公安机关提供的所有证据(含补充证据),并不能说明吴建壮的行为构成非法采矿,甚至侦查机关连吴建壮可能涉嫌的“犯罪”时间段以及该时间段可能涉嫌的“采矿”数量都没有明确,谈何整个案件做到确实、充分?因此,公诉机关有义务要求侦查机关提供相关证明,如果侦查机关不能提供证明或者不能证明吴建壮构成非法采矿罪,公诉机关应建议侦查机关撤诉,或者公诉机关直接作出不起诉决定(这是公诉机关一项重要的职能也是公诉机关的一项重要权力,但实践中却很少采用,这与依法治国的理念是相悖的),以免继续羁押嫌疑人给其造成进一步的精神损失和身体损害,这样会得到社会以及家属的赞赏,也符合党的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的理念。如果强行起诉,只会让案件更加被动,嫌疑人和家属受到更大的伤害。
    2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及有利于被告原则均应得到遵守。
辩护人认为,在刑事诉讼中,首先适用的是"无罪推定"的原则。在这一原则下,如果要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要有确实和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具备适当的主体资格要求、有主观过错,实施了相关的行为并且其行为侵犯了相应的客体和应当受到刑罚处罚。在认定这些证据时,要求必须是不存在任何合理怀疑、证据必须绝对可信赖。所有这些证据必须形成完整的链条,通过这一证据链条能够得出一个完整的结论,这一结论必须是唯一的、排他的、没有其他任何可能的存在。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如果在运用证据上产生怀疑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进行认定。如果在认定事实上产生歧义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作出解释。如果在适用法律上产生困难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方向进行选择。  
 
七、附:吴某涉嫌非法采矿罪法律意见书
尊敬的茂名市电白区人民检察院领导:
受涉嫌非法采矿罪嫌疑人吴建壮的委托,广东合拓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水明受指派为其辩护。本案经茂名市公安局侦查、电白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再退查,后茂名市公安局补充侦查终结,案件现处于电白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本辩护人现在原法律意见书的基础上提出补充法律意见,以进一步证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不构成非法采矿罪,请检察机关慎重审查,依法作出最终的处理意见。
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要进行认真、全面的审查,必须查明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犯罪性质和罪名的认定是否正确。只有在人民检察院确信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时,方可作出起诉决定,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也就是说,公诉机关意欲起诉吴建壮,其提供的证据必须能证明吴建壮的行为构成非法采矿罪,所有的犯罪事实均已查清,提交的所有证据必要确实,充分,没有矛盾和异议,证据与证据的矛盾能得到合理排除。但通观公安机关提供的所有证据(含补充证据),并不能说明吴建壮的行为构成非法采矿,甚至侦查机关连吴建壮可能涉嫌的“犯罪”时间段以及该时间段可能涉嫌的“采矿”数量都没有明确,谈何整个案件做到确实、充分?因此,公诉机关有义务要求侦查机关提供相关证明,如果侦查机关不能提供证明或者不能证明吴建壮构成非法采矿罪,公诉机关应建议侦查机关撤诉,或者公诉机关直接作出不起诉决定(这是公诉机关一项重要的职能也是公诉机关的一项重要权力,但实践中却很少采用,这与依法治国的理念是相悖的),以免继续羁押嫌疑人给其造成进一步的精神损失和身体损害,这样会得到社会以及家属的赞赏,也符合党的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的理念。如果强行起诉,只会让案件更加被动,嫌疑人和家属受到更大的伤害。
茂名市公安局提供的补充证据中最关键的也是决定性的“证据”仅是一份茂名市国土局应茂名市公安局的请求,就非法采矿案件对特定行为如何定性作出的一份复函(茂国土资函【2014】378号),该复函对无证开采行为作出了具体认定(复函虽然没有直接指明是针对吴建壮的行为,但其出具的对无证采矿行为的认定无疑对吴建壮行为的认定起到关键,甚至决定性作用),我们暂且不论及这份复函内容本身是否存在重大缺陷,也姑且不谈其出具该复函是否对吴建壮有失公允,仅从主体资格来讲,出具一份适用刑事法律问题的解释(如果最终被公诉机关采纳),茂名市国土局显然不具备主体资格。我国宪法以及其他刑事法均有明确规定,适用法律(刑事法)的解释权在我国只能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行使,其他任何机关均无权行使。即使是对具体的行为作出认定(行政法范畴),该认定权也应由国务院作出,或者由国务院授权其直属部门国土资源部作出,且该认定和解释仅能适用于行政法范畴,不能涉及刑法范畴,涉及他人人身自由的刑事处罚的认定和解释,国务院和国土资源部都均没有权力作出,何况广东省茂名市国土资源局。
因此,该份复函绝对不能作为吴建壮是否构成非法采矿罪的适用依据。
以下就吴建壮是否构成非法采矿以及茂名市国土资源局向茂名市公安局出具的关于非法采矿案件对特定行为如何定性的复函第三条作出说明,以进一步反驳起诉意见书对吴建壮的指控。假设公诉机关要追究吴建壮非法采矿罪的刑事责任,也只能从《刑法修正案(八)》开始实施(2011年2月)到吴建壮开始准备申请新的许可证止(2013年9月)这段时间追究,也就是说在这2年7个月时间内证明吴建壮有否非法开采行为?如果有,开采数量多少?而侦查机关大师渲染的2009年以前的采矿行为及所谓的巨大开采数量均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
 
一、  吴建壮2011年2月《刑法修正案(八)》开始实施至2013年9月止(吴建壮着手申请新的许可证)的行为不构成非法采矿罪
 
(一)2009年10月以后宝田石场已不再开采矿石,仅有偶尔的加工行为
2009年10月份许可证到期之后,宝田石场已不再开采,不再购置炸药,没有开炮采矿,主要是对其中已经开采完毕的库存进行偶尔的加工、销售,对一些危险的矿石进行清理、排除危险,这也是茂名市安监局的要求。有人会质疑没有炸药,照样能开采,用钩机照样可以开采。我想这种质疑是不了解采矿,不了解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表现。矿产资源开发活动包括采矿、选矿、冶矿,这说明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有着一整套流程,采矿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仅仅是对矿产资源的开发,而对矿产资源的利用则属于选矿和冶矿阶段。对于露天开采矿石来说,采矿一般是指爆破,选矿前的破碎一般用机械进行,钩机就是常用于选矿的机械。而且,根据常识来判断,用几部钩机能挖去坚硬无比的岩石么?如果不是已经爆破开采的矿石,钩机能钩动矿山么?
另外,根据矿石生产的特点,采出的矿石多半不能及时进行选矿和冶矿,所以后续的加工和销售需要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故2009年10月以后,宝田石场一直在对之前开采完毕的矿石进行加工、销售(其中包括2009年10月之前没有处理、已经堆放在废矿区的矿石),并且数量非常有限,这种行为很明显是对已经开采出来的矿石加以利用,而非对矿石的开发,根本谈不上是在开采矿石。
(二)加工、销售行为不是非法采矿罪的构成要件
根据《刑法》343条第一款规定,非法采矿罪是指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擅自进入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和他人矿区范围采矿,或者擅自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情节严重的行为。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39条之规定,非法采矿罪必须具备违反法律规定、有采矿行为和情节严重三个要素,其中采矿行为是本罪的关键。此外,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68条也只是针对采矿行为所做出的立案追诉标准,而未延伸至加工和销售行为。
上述法律法规都只对违反法律规定,且情节严重的开采行为进行处罚,对加工和销售行为未做出规定。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无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不属于犯罪。所以,对以前开采而来的石料进行加工和销售并不构成非法采矿,非法采矿行为追究的是行为人实际的采矿行为,只要不存在这种行为,就不能认定为非法采矿行为。司法机关不应该对采矿行为做扩大解释,认为采矿包括后续的加工和销售行为,否则就违反了刑法的严肃性和谦抑性,也违背了刑法的精神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三)宝田石场没有进一步影响矿物的蕴藏量。
我国1979年刑法未设专门条款对矿产资源进行保护,对非法采矿行为一直按1979年刑法第156条规定的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追究责任。由于矿产资源不同于一般的财物,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行为不等于对矿物的毁坏,因为造成矿产资源破坏并没有使矿产的价值和使用价值遭到丧失,非法开采的矿物仍然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其破坏的只是矿物的蕴藏量和可开采性。故1997年刑法设立了非法采矿罪,体现了对矿产资源的重新认识。
结合本案,2009年10月以后,宝田石场只是对原有的库存进行加工、销售,包括偶尔用钩机钩下已经开采的并对村民构成危险的石块,且钩的次数和数量均非常有限,并未进行新的爆破开采,所以矿山的矿石蕴藏量从2009年10月以后并没有减少,也不影响日后的开采利用。所以宝田石场的行为并没有违背非法采矿罪的立法目的,不应该认定为非法采矿罪。
通过对当地工人的了解,2年7个月时间内,最多有20天时间是在作业的,按照一天作业4小时算,共80小时,80小时用钩机能钩多少矿石?如果不是之前开采的部分,80小时能钩多少坚硬无比的矿石?我想通过钩机,一块也钩不下来。
综上所述,根据事实和法律,不应认定宝田石场的行为属于非法采矿,行为人吴建壮2009年12月31日后加工矿石的行为不构成非法采矿罪。
 
二、  茂名市国土资源局《关于非法采矿案件对特定行为的认定的复函》不能说明宝田石场2011年2月(刑法修正案【八】开始实施)至2013年9月止(吴建壮着手申请新的许可证)的行为属于非法采矿行为。
 
(一) 宝田石场在涉案阶段没有开采行为。
通过阅读检察机关的案卷,从茂名市国土部门提供的复印件中可知,茂名市国土资源局分别在2012年7月5日、2013年6月9日和2014年4月4日对宝田石场发出《责令停止国土资源行为通知书》,其中2012年的责令通知书只是责令停止用钩机开采石泥(这也说明宝田石场没有采矿,更没有爆破开采);2014年的《责令停止国土资源行为通知书》仅责令宝田石场不得对外销售,并没有责令停止开采矿石。这也说明宝田石场此期间没有采矿行为。唯有2013年的《责令停止国土资源行为通知书》提到无证开采石料,但这并不能证明宝田石场有实际开采石料的行为。忽略了开采必须有开,有采,仅用钩机能进行开采吗?当地村委会以及广大村民联名作证宝田石场没有开采行为,茂名市公安局也出具证明没有向宝田石场提供炸药,宝田石场也没有申请过炸药。
(二)茂名市国土资源局认定宝田石场非法采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宝田石场在采矿许可证过期后并没有继续在原矿区进行开采行为,仅仅是对以前开采出的矿石进行加工、销售。茂名市国土资源局出具的复函含糊其辞,并没有对公安机关提出的“行为人在采矿证过期后没有使用炸药,而是用钩机和机器对石料进行加工和销售是否构成非法开采”进行明确的回复,既然对钩机作业的定性不明确,那就无从得出行为人的钩机作业为开采行为,将该行为认定为非法采矿行为自然缺乏事实依据。故茂名市国土资源局对“行为人在采矿许可证过期后,未办理延续登记手续,继续在原矿区范围内开采为无证开采”并不符合宝田石场的情形,宝田石场此时间段没有进行开采行为。
此外,已经开采出来的矿石,不管是否堆放在采矿区内还是区域外,都属于以前的开采结果,并不能改变矿石已被开采的事实和性质。认定非法采矿与否不能以场所作为界定标准,应该严格根据法律,以矿石是否在采矿许可证期限内开采出来作为认定标准。故茂名市国土资源局认定的“行为人在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内,已将开采石矿搬离到采矿区域外的场所堆放,采矿许可证过期后,再进行加工销售的,则不应认定为无证采矿”缺乏法律依据。
此外,根据矿产资源法的规定,矿场分为开采区、采空区、矿石堆放区和尾矿堆放区,这里并不包含加工区,这也进一步说明加工不属于开采行为,茂名市国土资源局暗示加工属于开采明显不符合矿产资源法的规定。
(三)茂名市国土资源局出具的复函缺乏客观公正性。
茂名市国土资源局与茂名市公安局同属执法机关,都寄希望对吴建壮进行处罚达到追究其刑事责任之目的,茂名市国土资源局既作为执法者又作为裁判者明显不合适,也有失公允,从其对本案最关键行为的认定也能看出其对茂名市公安局的偏向与支持。茂名市国土资源局对宝田石场有行政处罚权,在行政执法程序中, 茂名市国土资源局与宝田石场的关系, 是处罚机关与被处罚人的关系,二者在事实认定和利益基础上显然具有直接对抗性。在刑事诉讼程序中, 由茂名市国土资源局出具情况说明,这难免令人生疑, 他们是否能够对公安机关的问题进行客观、 公正地回答与说明。
(四)茂名市国土局无权对开采行为做出解释。

茂名市国土局出具的“行为人在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内,已将开采石矿搬离到采矿区域外的场所堆放,采矿许可证过期后,再行加工销售的,则不应认定为无证采矿”是对具体法律问题适用的解释,根据《宪法》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只有最高人民法院才是有权进行司法解释的机关,且茂名市国土资源局并没有得到全国人大的授权,对非法采矿的具体适用问题进行说明。因此,茂名市国土资源局对无证采矿与否进行认定,其主体不适格,属于无权解释和非法解释,不应被采纳。
最后必须再次强调,茂名市国土资源局“行为人在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内,已将开采石矿搬离到采矿区域外的场所堆放,采矿许可证到期后,再行加工销售的,则不应认定为无证开采”这一认定说明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茂名国土资源部门区分了开采行为与加工销售行为是不同的行为,开采是开采行为,加工是加工行为,销售是销售行为;第二,如果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内开采矿石,不在许可证有效期内搬离采矿区,就不能再进行加工,否则就是无证开采,这不仅损害矿主的巨大利益,也与采矿的性质严重不符。由于采矿行为的工程巨大,延续时间非常长,从矿山搬离到矿区外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不一定能在采矿证到期日前全部搬离完毕。如果此时的矿石属于无证开采的矿石,不仅造成矿主的巨大经济损失,也明显不公平。第三,此行为的认定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茂名市国土资源局作出此认定没有直接援引任何依据,不仅没有法律根据,也不符合常理和常识。
综上所述,行为人在采矿许可证到期后即停止开采,只是对以前开采的石料进行加工和销售不属于非法采矿,吴建壮的行为不构成非法采矿罪。茂名市国土局出具的对开采的说明没有法律效力,司法机关不应予以参考。
 
三、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出具的鉴定结论,与事实严重不符合,且有失公允。
广东省国土厅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出具这份鉴定结论有违鉴定结论的公允性,省国土厅同时兼任执法者和裁判者双重身份,其鉴定结论肯定会对鉴定相对人一方不公平。
茂名市公安局认可该鉴定结论,认为宝田石场于 2006年12月3日至2013年11月21日,因非法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人民币5262.4万元,此非法开采量已减去该石场2006年12月30日之前所有开采量,当然也减去吴建壮2003年拍卖取得之前该石场所有开采量。该鉴定结论与事实严重不符。
第一,鉴定结论如何减去该石场2006年12月30日之前所有开采量,如何排除吴建壮2003年拍卖取得之前该石场所有开采量,并没有充分的依据,大多是依据推测得出结论,过于随意。
第二,测量不正确。鉴定结论按照整个山头计算开采量极不合理,因为其中有一半是泥土,还有10%无用的方化石,而剩下的40%经过机械破碎损耗,至少减少50%矿石,而鉴定结论没有考虑这些因素,人为夸大采矿数量和价值。
第三,计价不合理。鉴定结论采纳茂名市物价局35元/立方米的计价方法极不合理。十年前的价格每立方米仅十几元,而鉴定结论用现在的市价去衡量多年前的矿石价显然极不合理。茂名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已出具证明,认为其作出的35元/立法米不是非法采矿所涉及的时间段的平均价格,这进一步说明鉴定结论的错误。
第四,宝田石场一直是亏损经营,但在刚要盈利时就被查封,石场的所有人吴建壮也被逮捕羁押。宝田石场工人每天只能工作两三个小时,每月只能工作十多天,只有四个工人工作。与其说销售,不如说是在亏本看守场地,没有正常营业,更谈不上利润。根据宝田石场的账薄(检察机关处摘录),宝田石场账目也显示亏损。公安机关提出的五千多万的价值确实令人匪夷所思,如果超采部分就能卖五千多万,那么,加上合理采矿的部分,应该有一亿元的价值才对,那宝田石场应该巨大盈利才对。如果能赚如此巨大的利润,宝田石场还有必要苦苦支撑,继续经营吗?
第五,假设五千万价值存在,也不能全部作为非法采矿情节严重的证据。《刑法修正案八》2011年2月生效,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修正案(八)》生效之前的数量肯定不能计算入内,只能计算2011年2月以后的无证采矿数量。2011年2月以后无证采矿的数量应该是五千万减去2006年到2011年1月间的数量,宝田石场2010年后即没有爆破,假设钩机钩也构成采矿,2011年到2013年期间钩机能钩多少矿石?何况2012年以前茂名市国土资源局并没有认定宝田石场属于无证采矿。仅2013年1月到9月期间钩机能钩多少?
 
四、 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及有利于被告原则均应得到遵守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在刑事诉讼中,首先适用的是"无罪推定"的原则。在这一原则下,如果要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要有确实和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具备适当的主体资格要求、有主观过错,实施了相关的行为并且其行为侵犯了相应的客体和应当受到刑罚处罚。在认定这些证据时,要求必须是不存在任何合理怀疑、证据必须绝对可信赖。所有这些证据必须形成完整的链条,通过这一证据链条能够得出一个完整的结论,这一结论必须是唯一的、排他的、没有其他任何可能的存在。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如果在运用证据上产生怀疑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进行认定。如果在认定事实上产生歧义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作出解释。如果在适用法律上产生困难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方向进行选择。  
因此,恳请电白区人民检察院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给予吴建壮不起诉的决定! 
此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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